谜一样的三星堆

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，它自成一个文化体系，激发了人们深深的好奇心：此前毫无历史文献记载，此后也无相似文化的衍化与发展，三星堆难道是天外文明的产物吗？虽然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的推测，但是，结合现有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成果，好多说法也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。

关于金杖属于王权象征的说法。令研究者非常困惑的是，中国历来以鼎为王权象征，从来没有以金杖作为王权象征的例子。很多人猜测，这有可能是西方传播来的文化。其实，中国古代也有金杖，但用途不一。普通人有用金杖者，如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三十三“金杖应门”引《搜神记》云：“汉文帝尝微服，怀金过鲁少干，少干拄金杖出应门。”佛家有金杖，又如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三十三“金杖”条引《三石遗事》：“佛图澄死，所持金钿杖内棺中，后开棺视之，唯见金杖。”最有意思的是，北魏时期的高车族，也以金杖作为礼物赠送中原。如《魏书》卷一百三记载高车族通北魏事：“弥俄突既立，复遣朝贡，又奉表献金方一、银方一、金杖二、马七匹、驼十头。”这说明，高车族是将金杖作为珍贵礼物看待的。高车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，始称“狄历”，到汉代称“丁零”，魏晋南北时称敕勒，其始祖属羌人。而羌人居住地，主要在古蜀国地区。古蜀国的金杖，是否与羌人文化有关呢？如果确实如此，金杖就没有王权象征的意义。

关于青铜神树。Ⅰ号大型铜神树上原来有铜铃、圆形饰件、龟背形饰、扇贝形饰、箕形铜饰等。全树共有9只鸟、27颗果实与铃牌、金叶、玉器等装饰品；树叶全部镂空，沿着树干向下爬着一条蛟龙。研究者认为，这与古代记载的 “若木”、“建木”、“扶桑”树有关，是蜀人祭祀时引导祖先或神灵的“天梯”。但问题是，这个出土于二号坑的神树，并非是三星堆遗址中唯一的，而是还有被人为破坏的其他两棵神树。这仅仅是我们发现的其中三棵。根据历史经验，古蜀人不可能只有这三棵神树。那么，这些神树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如果仅仅是作为祭祀引导神灵的“天梯”，为何有如此之多？树上的鸟有何寓意？9和27有何寓意？

《周礼》卷二十六：“冯相氏掌十有二岁、十有二月、十有二辰、十日、二十有八星之位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”“冬夏致日，春秋致月，以辨四时之叙。”唐贾公彦疏引《易纬·通卦验》云：“冬至日，置八神，树八尺之表，日中视其影，如度者岁美人和，晷不如度者岁恶人伪，言政令为之不平。”又云：“神读如引。言八引者，树杙于地，四维四中，引绳以正之，故因名之曰引。立表者，先正方面，于视日审矣。晷进则水，晷退则旱。进尺二寸则月食，退尺二寸则日食。”从这里分析，研究者将神树理解为祭祀之物，似乎没有问题；“神”即“引”，将其理解为“导引”，似乎也没有问题；但据《周礼》的解释，此“神”与“表”，当是为了“观日影”之用。根据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，有太阳象征意义之说，青铜神树似乎更像是古蜀人用来观测日影的工具。

关于“纵目”。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青铜面具，大多“纵目”或凸睛。研究者认为这种高鼻深目之人，应该是西方迁徙过来的人种。但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即这种形象未必是当时人的真实形象？古人总爱将祖先形貌神异化，如《白孔六帖》“形貌”条记载了很多异象：白圆首方足、深目豭喙、睅目皤腹等等。柳宗元《与杨诲之再说车敦勉用和书》说：“若果以圣与我异类，则自尧舜以下，皆宜纵目邛鼻，四手八足，鳞毛羽鬣，飞走变化，然后乃可。”这里透露了几点信息：第一，纵目邛鼻实际上是传说中的形貌；第二，邛即古蜀国地，“纵目邛鼻”显然指的是蜀人形貌，但也仅仅是传说中的蜀人形貌。由此看来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与纵目形象，也应该是传说中的蜀人祖先形象，而非真实相貌。扬雄《蜀王本纪》称“蚕丛纵目”，或与此有关。

关于“太阳形器”或“轮形器”。三星堆祭坛坑出土了四件轮形器，均为青铜铸造，状似车轮，中心有五条轮辐与外径相连。有人认为是古蜀国战争或祭祀活动的盾牌，大多数人则认为是太阳崇拜的产物。还有的研究者认为，轮形器是天文观测仪器（如日冕，可能与五行、河图洛书、五大行星有关）。彭元江认为，轮形器是太阳回归年之具象物，与十月太阳历有关（《文史杂志》2010年1期）。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。但还应该注意到，除了五条轮形器，出土的图像中还有四条轮辐的形状，这应该如何解释？

三星堆文化还有数不清的谜团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，不敢妄下结论，仅仅提出自己的疑问与思考，供大家讨论。无论如何，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，值得我们不断去探寻其中的奥秘。

（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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